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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宏伟的大厦，已在一夜之间又长高了许多，完全地超过了四周的建筑，彻底拦住了他的视线。拜占廷式的大圆顶躲到了这堵大墙之后，仿佛已在另一个世界。
大厦似乎还要不断长高，正如这座城市。脚手架上许多戴着安全帽的人忙碌着，他们的影子在那高高的地方晃动，给人以临近天国的感觉，就象许多年前建造那座东正教堂的时候。
他把头向后一仰，闭上了眼睛，让大圆顶在黑暗的脑海中出现。他不知道他还怎么活下去。世界静止了，一切都土崩瓦解了，眼前这座宏伟的大厦和这座城市的许许多多高大建筑，甚至连他自己的大楼，都倒下吧，都象积木一样四分五裂，化为尘土吧。只剩下美丽的大圆顶，留在空旷死寂的废墟的中央，完好无损地直到世界末日。
同样，这个愿望也永远都无法被他实现。但世界对他而言，的确是静止了，正如他对世界那样。但这时，他的父亲回来了。
关于父亲，他只知道父亲是个画家，父亲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叫《母与子》，自然，那是以他和母亲作为模特。后来这幅画参加了展览，所有的评论家都觉得这幅画很象圣母玛丽亚与刚诞生的耶酥，就象《西斯廷的圣母》。气质简直就是从文艺复兴大师们的原作上遗传来的一样。
事实上，父亲最擅长的还是临摹别人的作品。家里挂满了临摹自达
芬奇、拉斐尔、米开郎基罗、乔尔乔涅、提香的画。父亲把《最后的晚餐》中犹大的脸画得如同一个受贿的国家干部；把《末日审判》画得象迎接新世纪；至于他临摹加工的《睡着的维纳斯》，则被美院的老教授斥之为有伤风化。
幼年的他是在这些画中度过的，他总是把画当作真实的世界，油画布上的少年耶酥是他童年唯一的玩伴。在明与暗，冷色与热色的对映、冲突中，他留下了对于父亲的印象。至于对母亲的印象，则是在她祈祷的时候。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当他变成了残疾，坐上了轮椅，他母亲过早地走进了坟墓之后，父亲就再也不画画了。父亲把所有的画都烧了，甚至包括圣像，都在烈火中化成了一团青烟，飞升到天堂中去陪伴上帝了。父亲愤怒地诅咒着基督，诅咒着带走母亲的上帝。最后，父亲自私地抛下了轮椅上的儿子，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国度。只有每月寄来的钱，还提醒儿子知道在新大陆有一个父亲存在。
父亲老了，不再是那个年富力强的画家，而变成了挺着啤酒肚的平庸的商人。他的眼中不再闪烁着自信有力充满灵感的目光，而是被两团浑浊的东西所取代。父亲把他带走了，在一家宾馆里，父亲给他装上了一双国外最先进、价格最昂贵的假肢，使他又能站起来，慢慢地行走了。
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声谢谢，让父亲有些失望。这时门开了，走近来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他极其熟悉的女人。是她，那个背着画夹到他的窗前画画的女孩，和他在十字架项链的面前，犯下了一场小小的罪过的女孩。他的心头猛烈地跳动了一下，似乎把胸口的项链给弹了起来，但现在，他们都成熟了。
父亲向他介绍，这位是父亲在上个月新娶的妻子。父亲自顾自地对他说，她和我过去一样，都是画画的，她只比你大两岁，你可以对她直呼其名。
但他和她什么都没说，也许她正惊讶于他能站起来了，而他则给了她一个忧伤的微笑。心跳终于平静了下来，十字架在胸前恢复了沉默，重新开始吧，他轻轻地对她说。父亲似乎没听清，什么？
没有人回答。
他独自一人去东正教堂，绕过那幢还在不断成长的大厦，也许不久它就要铺上玻璃幕墙，以强烈的反光刺激着天蓝色的圆顶。
他走上了那条静逸的小马路，走路的感觉仿佛是从幼年学步的年代回忆过来的。那两条由钢铁和密密麻麻的集成电路组成的假腿正安稳地装在裤子里，慢慢地将他带向那扇神秘的大拱门。
他看见大圆顶了，仰视的感觉让人觉得它与上帝同在。四个小圆顶如同最初的四门徒，虔诚地围绕着他们的主，聆听教诲。接着波浪式的小拱顶们和长长的窄窗也在望了，彩色玻璃上并没有什么图案，也难以望到里面。他终于来到了教堂乳白色的外墙下，伸手小心地抚摸着，然后他转到了大门口。
黄铜的大门敞开着，他站在大门口的石阶上向里望去，见到的是一张巨大的股市行情显示屏，一条条红红绿绿的文字和曲线正魔术般地变化着。巨大的厅堂里站着许多人，他们看起来很虔诚，他们也许正为自己的钱袋而祈祷着。还有两旁分立着的证券公司的交易窗口和电脑，正一个个虎视眈眈地对着他。只有大厅内四根雄伟的立柱，与头顶上圆形的巨大内顶还带着神的遗迹。
他笔直地站在门口，许多人从他身边擦肩而过，他就象块浑浊的激流中的礁石一样保持着姿势。这时他见到他父亲投资的那只股票正在股票显示屏中最显眼的位置红红火火，直线上升。他仿佛看到父亲正在哪个大户室里春风得意马蹄轻地举杯相庆。
嘈杂的人声和混浊的空气使彩色玻璃中射进来的光线变得晦暗幽远，更象是一个古罗马的大斗兽场。他退了出来，把背靠在墙上，吐出了长长的一口气。他感到墙上似乎有只无形的手，将他轻轻推了一把，然后他踱过了马路。
在教堂的斜对面，他见到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扎着两条辫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拿着画夹和铅笔，正在对天蓝色的大圆顶做着素描写生。她吃力地抬着头，仔细地观察那高高在上的圆弧和明暗对比，然后小心地涂抹在画纸上。
他停了下来，直盯着女孩手中的画，女孩有些疑惑，问他，什么事？
不，什么都没发生过。他慢慢地回答。
然后，他又用了这句话问了自己一遍：什么都没发生过吗？
拜占廷式的圆顶正庄严地看着他。
注：这座东正教堂的确切位置在上海新乐路和襄阳路口，几年前，教堂内部被改为证券公司，今年上半年教堂才被恢复，但依然空关，因为上海几乎没有东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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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包车夫与红头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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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六点，黄包车夫小苏北象往常一样拉着车赶往英租界靠近静安寺的一条小马路，去接孙小姐。小苏北的车行位于华界的老闸北，他小心地避过老闸桥上的红头阿三，沿着南京路往西，一溜地小跑，有人叫车，他也一律不予理会，如果放在今天可以投诉他拒载了。
小苏北今年只有二十岁，两年前家乡发大水，他独自一人来到上海，进了车行拉人力车，上海人称之为黄包车。小苏北虽然生得瘦小，两条腿却跑得特别快，农村人耐力又足，如果练长跑，保不准就是块世界冠军的料。可那年月吃饭是第一大事，扣除他每个月必须上交车行的这个费那个费的，剩下的只够他一日三餐了。可更要命的是车行不给他发执照牌子，就好象今天TAXI的营运证，没有这块牌子，那就是非法营运的黑车。在华界，那些穿着黑皮的警察总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可一进租界，那些红头阿三锃亮锃亮的眼珠子就会围着你转。如果给逮住了，劈头就是一警棍，接下来轻则罚款十个大洋，小苏北一个月都挣不到这么多钱，重则把车给扣下，那真是砸了你的饭碗了。
红头阿三是上海人对租界里印度巡捕的称呼。其实他们只是印度的一种少数民族，叫锡克人，信仰锡克教。每个锡克男子都留长发，以红色头巾缠头，所以得了这个外号。他们身材魁梧、骁勇好斗，常被召到英属殖民地军队中服役。除此以外，他们还是最出色的看门人，就象过去中国人在海外无外乎开餐馆与洗衣服，印度人在海外就是看大门，直到今天，香港许多摩天大厦仍由这些红头阿三把门。上海人一向非常讨厌他们，通常他们是英国人的狗腿子。最讨厌他们的还是上海的人力车夫们，红头阿三与他们的关系，就好象猫和老鼠的关系。
六点半了，南京路上依旧灯红酒绿，上海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小苏北来上海两年了，无数次从南京路上拉着车走过，却从没来玩过，他的消费主要是在老北站。过了哈同花园，小苏北有意无意地往这栋上海最大的豪宅里望了一眼，但他没有见到那个犹太人大亨哈同。再拉一会儿，转进一条幽静的马路的十字路口，就到了孙小姐的公寓了。
十字路口上有一个红头阿三，但小苏北并不害怕，因为他们认识，小苏北向那脸膛黝黑，高鼻深目，身材魁梧的印度人打招呼：“喂，阿甘？”
“小苏北，侬好。”他居然会说上海话。
小苏北在孙小姐的门前等了一会儿，孙小姐终于出来了，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旗袍，把她身体的曲线都勾勒了出来。她幽雅地坐上了小苏北的车，带着苏州口音轻轻地说：“小苏北，还是去老地方，霞飞路1338号。”
小苏北把她拉走了，孙小姐出门的时候还看了那个叫阿甘的红头阿三一眼，给了他一个微笑。但今天阿甘却觉得孙小姐的这个微笑里总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阿甘目送着小苏北拉着孙小姐远去，他注意到孙小姐新烫了一个发型，不是很时髦，但的确很美。
若不是皮肤黑了点，年轻的阿甘其实可算是个美男子，就象过去常在中国放映的那些印度电影里的男主角。可黝黑的皮肤恰恰能显出他的男子汉气概，他高高的鼻梁有些象施瓦辛格，而乌黑乌黑的大眼睛则酷似阿兰德隆。在印度人中，他也算是特别聪明的，英文说得很棒，到中国没几年，连上海话都会说了。他在这个十字路口站岗已经有两年了，既是交通警，又是巡警。所以，他和孙小姐也已经很熟了。
阿甘第一次见到小苏北是在一年前，小苏北拉着孙小姐回家，阿甘一眼就看出小苏北是没有牌照的。虽然他不象别的红头阿三那样凶狠，但还是拦住了黄包车。小苏北见了他，腿都发软了。可这时候孙小姐却说：“阿甘，算了吧，他也不容易。”
孙小姐的话就象是一盆清水，一下子浇灭了阿甘所有的火气，阿甘笑了笑，就放过小苏北了。后来小苏北每次来，阿甘都只当没看见，最后竟似乎有跟小苏北交上朋友的感觉。阿甘要下班了，他又想起了孙小姐，不禁轻叹了一口气。
每次拉孙小姐的车，小苏北总是能卖出十二分的力气，其实孙小姐的身体保养地很好，可以说是魔鬼身材，拉起来很轻松。不象有些大腹便便的外国老板，有汽车不坐，偏偏要坐人力车，想见识一下中国的风情，却苦了瘦小干巴的小苏北，拉着这二百斤的一团肥肉满上海地乱转，还要躲避随时可能出现的红头阿三。
小苏北的额头渐渐沁出了一些汗珠，“累了吧？”孙小姐在后头说，她轻轻地拿出一块手帕递给了他。小苏北接过手帕，一种诱人的香味灌入了他的气管，给拉车的递手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