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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大伤了一番脑筋。
这个会一完，田福军立即着手北京汇报会的各项事宜。在此之前，认真负责的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已经为汇报会做了许多工作。汇报稿已被地委几个写材料“高手”草拟完毕。这个总共不到二十分钟的稿子，主要向关心黄原建设的中央首长汇报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地区的变化。其中如实汇报：本地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先富起来”了；百分之十五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中；其余的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当然，重要的内容是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地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还出点子搞了一个录像，说到时给中央领导和老首长们放一放，让他们有个直接印象。这个录像除拍摄了黄原改革方面一些好的变化外，大量展示了困难和落后的一面；画面上有毛驴驮水，中小学教室和一些县级医院破破烂烂的房屋设施。另外，准备汇报完毕后，要招待与会的首长们吃一顿黄原风味的饭。冯世宽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采纳了地委行署几个老顾问的“方案”，拟定吃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众人都认为很好，很有意义，很有特色。大约有眉目以后，田福军指示冯世宽在电话上向省委作个汇报。
省委接电话的是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生民当即告诉世宽，到时省委正副书记乔伯年、吴斌、石钟和省长汪昭义都要和他们一起去北京参加这个汇报会。在听了冯世宽对一些具体事的汇报后，张生民在电话中沉吟了一会，出主意说，地区去北京的所有同志都应该穿西装。
他指出，这样就可以向中央的同志们表示，虽然黄原是个贫穷落后地区，但干部们的精神状态都是属于改革型的！
冯世宽立刻把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关于穿西装的建议向田福军和专员呼正文作了汇报。这两个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就按生民同志的意见办，指示冯世宽筹划这件事。
世宽这几年思想也解放了，加之他过去对这些形式上的工作就很有一手，因此立即有气派地打发两个干部到广州去订做了几套高级西装，花了约一万块钱。
田福军和呼正文并没意识到，这件事以后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他们当初并没穿西装的打算；恰恰相反，准备以老区艰苦朴素的面貌出现在北京。
只是生民同志的意见听起来又很有道理，因为才决定这么办了。黄原方面的事宜全部准备好以后，地委和行署就派冯世宽为首的先遣队，提前赶到北京，以便和高老一块筹办那里的事情。
因为还有七八天时间，田福军很快插空到黄原周围几个县转了一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带有告别的性质。直到临近动身去北京的前一天，他才返回黄原。
当天晚上，他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地区公安处一位副处长突然进了门。这是原西籍干部，也是他的老熟人。
田福军以为哪里发生了恶性案件，便紧张地等待这位副处长向他汇报案情。
副处长阎生华不是来汇报什么恶性案件的，他是来报喜的。他告诉地委书记：黄原地区公安处，已经被省上评为全省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了！
“这很好。地区公安处这几年确实做了许多工作。”田福军鼓励说。
“咱们地区的刑事案件，这几年一直保持全省最低程度！”生华有点自满地说。他接着还举了个例子：某偏僻村庄的村民外出赶集走亲戚从来不锁门，只挂上门关子，以防猎狗钻进去就行了；下地劳动，工具也不往家里拿，就在地里搁着；可多少年来，全村没有发生一次失盗事件……“这有点远古文明的味道。”田福军微笑着说。“你还有什么具体事？”阎生华一本正经坐在他对面，说：“既然咱们成了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就应该好上加好，多做一些工作，我有个想法，不知……”阎生华迟疑地望了一眼田福军。“你说！”田福军有点烦。这位副处长如果要谈他的工作，本来应该去找分管政法的副书记。
阎生华见书记有耐心，就赶忙谈起了他自己有关精神文明的“想法”。他说：“近来，外面的坏风气传到黄原不少。比如，现在街上留长头发的青年越来越多，流里流气的，许多老同志都看不惯。我在处里是分管治安的，因此，我想派些人到街上去，劝说这些青年把头发剪短一些。咱们也不强迫！只是作说服工作……”
田福军惊讶地张开嘴巴，将这位副处长看了大半天，才说：“你再没个干的了？管这些事干啥嘛！头发长短和你公安处有何关系？精神文明不文明，其标志就是头发长短吗？老弟呀，现在都是我们这些短头发的人掌权；要是有一天留长头发的人掌了权，说我们这些留短头发的人不文明，不留长发不准许我们上街，我们该怎么办？人家留长头发，我们好办，拿剪子一剪就行了，可到时我们的短头发要往长留，那可是得一些日子罗！”
田福军挪揄生华的话，倒先把自己逗的仰头笑起来。阎生华大概也意识到他已把精神文明搞得有点庸俗了，便红着脸尴尬地起身告退。
阎生华走后，田福军想笑，又笑不出来，反而陷入了长久的深思之中。是呀，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造成了人的意识的落后。瞧，我们的生华同志竟然把精神文明”搞到了何种程度！黄原，需要现代文明的大冲击——但这只能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发生。唉，如果铁路能通到这里就好了。铁路的到来，必然会使这里的经济极大地发展起来，随之也会把外面各种新鲜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进来，虽然可能要付出丧失某些优良传统的代价，但黄原历史前进的步伐将无疑会大大地加快……铁路！铁路！这次去北京搞这个汇报会，哪怕其它方面一无所获，只要能争得中央和省上的支持，把铁路从铜城修到黄原就是最大的收获了！这不是他田福军一个人的梦想，而是全区一百多万人民的梦想……在地区的人马准备向首都进发的时候，北京那里诸方面的工作也接近就绪了。
十多天里，冯世宽带着地委行署的两个秘书长，以及地区经委、计委和财政局的负责人，以省驻京办事处为大本营，中纪委常委高步杰为总顾问，没明没黑为汇报会的召开而奔波……
实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老的帮助和支持，这个汇报会也许开不出什么样子；甚至开成开不成都很难说。
冯世宽一到北京，就首先带着黄原来的所有干部集体拜见了高老。我们知道，高老和世宽也是熟人了。那年老汉回家乡时，曾经批评过原西的工作——那时正是世宽当县革委会主任。老头对此事记忆犹新，不过倒没对世宽本人产生什么隔阂。尤其是此次世宽作为急先锋赶来北京为黄原的建设奔忙，高老更是全力以赴帮助他做工作。
高老不愧为高老；他经验丰富，熟人又多，大部分事情很快就被处理的妥妥贴贴。
高老首先用政治智慧，把此次活动正式定名为“振兴黄原经济汇报会”。接下来，他让冯世宽等人以黄原地委和行署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因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
等冯世宽写好报告，高老就去了一趟中南海，亲手将报告送给他的老战友、籍贯是本省中部平原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位政治局委员二话没说，立刻指示同意，并请另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前不久去黄原视察过工作的那位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同时，会议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
最主要的事定下后，冯世宽这才松了几口。他用长途电话向田福军和呼正文作了汇报。
大家又高兴又紧张——没想到有两位政治局委员要出席他们的会议！
紧接着，由高老亲自出面，又分别请了几位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和许多中央部委的领导人。几乎所有黄原籍和本省籍以及在这个省搞过工作或沾点什么边的高级干部，都被一一请动了。气势磅礴的高老原准备请到八百人，但本省籍的那位政治局委员没有同意，嫌规模太大，只批准了二百人；而且确定，不准打扰中央六套班子的一把手。这个高步杰！简直要把这个汇报会弄成个高级干部的代表大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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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会召开的头一天，省地领导人都坐飞机赶到了北京。
当天晚上，冯世宽在省驻京办事处向两级领导详细汇报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大家都对他们的工作深表满意。
第二天一早过来，黄原参加会的所有人都在办事处各自房间里，对着墙壁上的大镜子，换上了广州订做的十分考究的银灰色西装。许多人是第一次穿这“洋”衣服，不会打领带。于是，一些年轻的秘书就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给领导们帮忙穿衣服，那气氛使大家都不由失笑。呼正文说：“这象是个集体出嫁仪式！”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黄原这群“土八路”几乎变成了一个日本来的贸易代表团。
省上和地区的同志们提前半小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中央来的领导第一个当然首先是高老。
大家都迎上去，感谢他为这个汇报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当田福军上前握住高老的手时，高老突然指着他的脚说：“福军啊，你怎么一身西装，脚上却穿了一双布鞋？”众人朝田福军的脚看去，果真发现他穿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鞋；只是不象平常那样光着脚丫子，总算还穿着袜子。大家都笑了。田福军慌忙说：“疏忽了！现在怕来不及换皮鞋？”“算了，算了，这既体现了改革精神，又保持了老区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嘛！你这身打扮就是黄原当代生活的写照！”省委书记乔伯年开玩笑说。
紧接着，中央首长和所有的领导们都陆续到来了。省地两级领导在大门口分别把客人迎接进来。
上午九点钟，田福军主持开会，先由专员呼正文照稿子作了二十分钟汇报。接着，便开始放录像。
录像看完后，曾在这个省担任过省委书记的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首先发言。他很动感情地说，黄原人民过去对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全国解放后，那里群众的生活一直很苦。周总理在世时视察过黄原，当时为黄原人民贫困的生活状况都难受得流了泪……副委员长说着，自己也流泪了。他最后强调说，中央和各部委应该帮助和支援黄原的建设。
紧接着，许多老同志争抢着发言，基调和那位副委员长都一样。这些人不是黄原出生，就是过去艰苦岁月里在这里工作过，因此感情都很激动。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都进了大城市，对黄原以后的情况很不了解。现在，通过这个机会，使他们又一次唤起了对这块土地的深情厚意。他们想帮助黄原是出自真情；而且他们都大权在握，也有能力帮助黄原。
最后，两位政治局委员先后讲了话。他们讲话的主要精神是，黄原人民的确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主要还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搞好这个地区的建设。当然，应该帮助的还要大力帮助……汇报会开得时间虽短，但应该说很完满。临毕时，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也表了态，说中央这样关怀黄原，省上也要努力支援这个地区的建设。
汇报会结束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