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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一直谈到深夜，郭莉才告辞回家。
第二天刚刚吃罢早点，郭莉又来了。她要陪银俊雅到农总行去。
路明早在饭店门口站着。他首先迎住了郭莉。他的这个行动是昨天晚上想了一夜，又跟贾大亮电话联系以后才决定的。由于银俊雅把门关得很严，昨天晚上她们两个人究竟都谈了些什么，他一句都没有听清。所以，在郭莉走了以后，他颇费了一番脑筋进行分析研究。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郭莉肯定要帮助银俊雅招商引资。虽然具体怎么帮助难以判定，但她必然会有举动。只有跟紧她，才能了解其中的内容。他跟贾大亮通话以后，贾大亮赞同他的分析，要他摸准情况，及时采取过硬的措施。他尽管唯命是从地应了下来，可内心深处不时地发虚。前面已经作过介绍，路明是通过夫人的作用入伙的。在他们得到了一定的好处之后，就曾想脱离出来，求得往后的安全。只因难于实现，才不得不提心吊胆地随从着。北京之行贾大亮交给他的任务，让他非常犯憷。他采取当着贾大亮的面唯命是从，坚决保证，离开后谨慎从事，能干多少算多少，绝不暴露绝不冒险的方针，视机而动。当天晚上银俊雅去而不归，给了他一个机会，他顺理成章地做了一番文章。得到黄顺德招供作案以及杨部长到太城要纠银俊雅县长助理的信息以后，他受到鼓舞，似乎看到贾大亮又要胜利了，因而又接连采取了一些行动。郭莉的再度出现，使他害怕。因为在太城他已知道了郭莉的厉害。更重要的是，郭莉是上上层人，他认为上层要治下层是易如反掌的，何况郭莉是个能通天的记者。所以，他一看见郭莉，由不得心跳加快。
“郭记者，您来了！”路明赶快迎了上去。他觉得他打招呼的声音有点失真似的。
“噢，路局长。”郭莉握住路明伸过来的手，注意看了一下他，一起往饭店里走去。
银俊雅本打算和郭莉记者两个人到农总行去，不愿有路明等人参加。但路明这时候却表现得很积极，跑前跑后，而且准备好了车。这样，只好跟他一起去了。
花行长听说《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很快安排见面了。他一看有银俊雅跟着，为之一愣。在招呼他们坐下之后，花行长把郭莉叫到另外一个房间，问她是否为银俊雅的事而来？问她了解不了解银俊雅的真实情况？郭莉把她去太城的情况以及对于银俊雅的了解，说了一遍。说明她正是为着太城的资金来帮银俊雅汇报情况的。花行长直言不讳地告诉了他对银俊雅的怀疑，理由是像银俊雅那样为了公家的事，连夜跑到家里，找了处长，又找司长，为了一大早找到行长，晚上不睡觉，蹲在外边等了一夜，这是从未有过的事，除了怀疑其动机，不好理解；说好第二天跟县长、主任、局长一起来汇报，结果只多了一个自称财政局长的人，县长主任局长一个也没有来，说是突然家里有事了，很不可信；最重要的是，在银俊雅汇报的当儿，花行长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银俊雅是个坏透了的女流氓，她根本无权代表太城县人民政府，她的县长助理是非法的，地委已责令撤销了。花行长正是接了这个电话以后，才引起警觉，联想到前面发生的事，从而改变了态度的。
郭莉一边听一边琢磨怎样解除他对银俊雅的怀疑。关于连夜跑到家里，很好解释，这正是银俊雅对事业执著可贵之处。至于黄福瑞等人不出场，就有点不好解释了，既是专门来北京办这事，怎么会因家里的事而返回去不来农总行呢？
他不来，计经委主任和工业局长为什么也不来呢？那个匿名电话，就更不好说什么了。说是坏人造谣、万一地委真有撤销的指令怎么办？根据那里的情况，这种可能不是不存的。她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还是如实介绍一下太城的复杂情况比较好。这样或许能够激发花行长的正义感。促使他扶正祛邪，帮助银俊雅。于是，她把太城深层次里的斗争，把常委会上如何定银俊雅县长助理的经过，向花行长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不料，不说这些还好，一说这些，花行长越法觉得没有底了。他说，他不能把几千万元的款给了这样复杂的地方。郭莉想出各种理由，说了许多能感人的话，企图说服花行长，让他改变态度。花行长总是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似乎是听而不闻，抱定一个老主意。郭莉忽然想到她的那个长篇通讯今天要见报，跑出去找了一张报纸拿给花行长看。花行长粗粗地看了一下报纸，态度才有了一点转机，同意听一下银俊雅的汇报。
汇报自然是很成功的。不过，花行长最后只说了一句话：研究研究。
银俊雅和郭莉当然知道研究研究的含意。没有别的说的，只能暂且告辞。
离开农总行，郭莉把花行长说的匿名电话悄悄告诉给银俊雅。银俊雅联想到黄福瑞不辞而别以及朱丽山、李发奎借故躲开，估计家里一定出了非同一般的麻烦。因此主张必须设法把家里的情况搞清楚。郭莉同意她的意见。因为在农总行的实践已使她感受到，如果没有太城方面健康正常的支持作铺垫，她们两个人是完不成任务的。她想了个主意，悄悄告诉给银俊雅。银俊雅点头同意。随即让车把她们送到郭莉家里，让路明还回住地休息。两个人摆脱路明的监视以后，一边放开来分析讨论太城可能发生的问题，一边往太城方面打电话。栗宝山的电话依然没有人接。拨通县委办公室的电话以后，接电话的人说，栗书记去地区了，黄县长未见回来。问他黄县长家里有什么事，回说没有听说有什么事。问有别的什么事没有，也说没有别的什么事。叫他找金主任接电话，他过了一会告诉说，金主任找不见。银俊雅又拨通爱人单位的电话，他爱人周满丰接上电话以后，吞吞吐吐，不能放开来说话。她知道是跟前有人，不便说，遂改变了方法，问他有没有撤销她的县长助理的事，回答说，有这样的传言。问县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回答说没有听说。
“看来大的事兴许没有。或者是发生了，尚未公开。”银俊雅打完电话，做出这样的判断。
“现在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了。俊雅，我们快做饭，吃了饭索性搭夜车回去一下，弄个明白。”郭莉快人快语，一边说一边奔往厨房。
吃完晚饭正要走，栗宝山和张言堂找到郭莉家里来了。
银俊雅和郭莉喜出望外，她们迫不及待地询问太城的情况。
栗宝山把她们离开太城以后发生的两件大事，从头至尾地说了一遍。同时说了他和张言堂对这两件事所采取的战略和对策。银俊雅和郭莉听后拍手称快。栗宝山接着说：
“他们企图通过在大字报案件上采取的这一个动作，一方面干扰破坏北京的招商引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离间我们同黄福瑞的关系，把我们的怀疑视线从他们的身上引到黄福瑞的身上，达到他们渔翁得利，取而代之的目的。他们是想得太美太天真了。如果说，大字报是他们炮制的，我还曾有些怀疑的话，那么，他们破案的结果，就几乎完全打消了我的怀疑。别的暂且不去细说，仅黄顺德写的那一份大字报底稿，就足以说明此案是假的。黄顺德是个浪荡公子，他竟然能在监狱里回忆着写出大字报的底稿，不但写得一字不差，而且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对。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相信，他们无法对这个案子一手遮天。地区司法部门肯定要插手，黄福瑞也绝不会善罢甘休，束手等擒。或许正因此使黄福瑞变得坚强起来，彻底打消对他们的畏惧和幻想。不管迟早，此案必将真象大白，作鬼的人必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对此我们不必担什么心。至于撤销银俊雅县长助理的事，刚才已经说过了，由于郭莉小姐的文章及对有力，不但渡过了难关，而且得到了地委的首肯，更不用再为它忧虑了。现在我们应该一心一意地做好北京的文章。这也是我们急着赶来的原因所在。你们快说说北京的工作进展情况吧。”
银俊雅把到北京以后的情况汇报了一遍。栗宝听说花行长接到撤销银俊雅县长助理的匿名电话，忍不住地说：
“这件事充分说明我们曾经怀疑过的那个罪恶机关一定是存在的了。”
“你是说，这事没有别的人知道？”银俊雅问道。
“我刚才在说这件事过程的时候，你应该是听明白了的。
从杨部长到太城找我，到我去地委找杨部长，期间没有任何别的人在场，太城除了我和张言堂，地区除了杨部长，最多再加上地委辛书记，不会有别的人知道，这几个人也绝不会向外讲。可他们在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就给花行长打了这个电话，除了从那个暗机关得到信息，没有别的途径。“栗宝山十分肯定地说。
郭莉不知道他们所说的那个罪恶的暗机关是什么：“我不明白你们所说的意思，难道还要对我保密吗？”
粟宝山跟银俊雅、张言堂交换了一下眼光，觉得没有必要对郭莉保密，便把他们在栗宝山办公室设置窃听器的怀疑告诉了郭莉。郭莉听后十分惊讶：
“会有这样的事？那还了得！你们为什么不报告？”
栗宝山说：“不报告是因为没有确切的把握。我和张言堂曾下功夫找过，始终没有发现那个机关的所在。即使证实了它的存在，也不宜报告的。”
“那又是因为什么？”郭莉感到不解。
栗宝山说：“因为对于我们的威胁，不取决它的存在，而取决它存在了我们不知道。一旦我们知道了它的存在，它的威胁就不存在了。而且，我们可以将计就计，让它为我们服务。”
“高！实在是高！”郭莉竖起大拇指来，模仿一个刘江的动作。
几个人愉快地笑了一阵。
郭莉接着说：“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如果我没有到太城亲自作过那几天采访，你们说的这件事，我是不会相信的。以前我总认为只有反动派、保守派才是改革开放的阻力。通过太城的事，我明白了，一切恶势力都是改革开放的阻力。他们看起来并不反对改革开放，他们只是对一些人有意见，只是为了争权夺利，可他们为了达到目的，真是不择手段，什么事情也干得出来。实际上他们对于改革开放的破坏，是最严重的。”
“郭莉记者说的极是。你的话是从政治的高度点出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张言堂十分赞同地说。
郭莉很激动：“我这回到你们太城去，结交下你们几个，实在是这一生中收获最大、最难忘的幸事。如果你们真信得过我，不嫌弃我，我愿跟你们同甘共苦。不把太城的面貌改变了，不把坏人的老窝挖出来，誓不罢休！到那时，我再写一篇高质量的长篇通讯。”
栗宝山、银俊雅和张言堂三个人紧紧握住郭莉的手。这天晚上，他们畅谈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早晨，栗宝山、银俊雅、张言堂和郭莉及时赶到了农总行，在花行长刚刚上班以后，就跟他见了面。栗宝山向花行长交上盖有太城县委大印的介绍信、名片及有关资料，完全取得了花行长的信任。他还针对那个匿名电话，严肃郑重地辟了谣，给银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