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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我想和县委请求地第二件事情。”吴永成看者李书记的表情，继续说：“各乡镇每年的‘三提五统’中，不是有一项上交县财政的‘公路建勤费’吗？我们想申请县委能在这部分资金中，给我们支援一些。另外的缺口，我看能不能通过省、地交通部门，再要一点，几个地方一凑，修路的费用开支也就差不多了。”
李书记听了吴永成的话，严肃地说：“小吴，县里的那一块建勤费，我可以给你们考虑一点。但是，向上级伸手要钱，这个我不赞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多少年来一贯的优良传统，我们怎么能老想着向上级伸手呢？这个不好。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量力而行，这也是我们的一贯工作作风。如果上级给我们县有这方面的投入，我们不去跑，那也会自然给我们的；你现在跑着和上级开口，这个就不成体统了，那不就打乱了上级的整体部署了吗？”
吴永成无语了：看来现在一切还是比较正统，没有时兴开“跑、要”的风气。起码这个军人出身的李书记是极力反对这么做地。
他不禁想起了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那次地震地面建筑几乎全部倒塌。直接经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达100元。
，重伤16。4多人，15886户家庭解体，7000多家庭断门人成为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废，遗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人，数十万和平居民转眼变成失去家园的难民。
但当时因为没有改革开放，我国政府拒绝一切外来援助。
据当时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外交部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时，告知日本大使说：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地任何援助。共同社引述中国外交部的话说，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震救灾工作。据该社引述，外交部还说：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
而人民日报也在在一篇社论中说：“自力更生的救灾。说明了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这篇社论，这是一种客气的做法，委婉地谢绝了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提出地由联合国提供的援助。
在后来一位当时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成员感慨地回忆说：“那是我们的失策啊，但那时我们谁意识到了呢？当时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在我们的帐篷里，他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持我们！’我们当时听了很激动。鼓掌，流泪，也跟着那么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都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的援助么！”
可当时全国上下就是这么一种的政治背景。用一位外国作家的话说：“中国人的许多特有地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原因，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长期处于弱小地位。所以人们习惯地把政治热情和精神力量看得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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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改革开放已经七、八年了。可人们的思想还是没有完全解放。他们地意识形态还停留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而再过几年。那些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小城市，多年来由于中央政策农业反哺工业。造成地方欠账比较多，当地官员的数字化政绩少得可怜，城市的基础建设，也都是靠“跑要”维持，“跑要”强，即是干得好的主要标准。作内容。
没办法啊，地方财政要维持运转，基本靠要；地方建设，靠要；地方发展，同样得靠要。“跑要”能力地官员。跑钱、要钱，事实上已经成了官员之后跑官要官地前提。
“李书记，你不是刚才说罗书记一直遗憾说，没有机会再回到吴起镇去看一看吗？他现在已经从一线退下来了，咱们为什么不邀请他参加我们十九日的誓师大会呢？老领导心里肯定是非常高兴地”吴永成见直接走行不通，就换了一种说法。只要罗书记能来，就不怕找不到机会要两个钱。
“恩。你这个想法倒是不错。就是不知道老书记有没有时间。你现在就联系一下，毕竟你在省委领导们的身边工作过，比我们这些人要好说话的多。咱们共产党员也是讲人情的，总不能人一退、茶就凉吧。”李书记同意了吴永成的这个想法。罗在位的时候，就是他这种级别的领导，一年也不一定能见到一次。这会儿倒是一个合适的机会。过一、半年，他也到了离休的年龄的，对于退下来的老领导，也有点惺惺惜惺惺的意思。
吴永成到底是在省委办公厅呆过，这和别的人联系就是不一样。他首先联系到了罗书记的秘书，表明了自己原来的身份后，委婉地表达了老区的领导想见一下罗书记，汇报老区近几年的发展，看罗书记有没有时间。
熟人好办事。一会的工夫，电话就回过来了，还是秘书打过来的：“罗主任很惦念老区人民这几年的生活情况。他下午有一些时间，希望能当面听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到他办公室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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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车，马上到省城。小吴，你和我一起走。”李书记不愧是军人出身，行动雷厉风行，连中午饭也不吃，和县委办公室打了个招呼，和吴永成就直奔省城。
一路风驰电掣，两个多小时就赶到了省委大院（省顾委也在这个院子），此时已经是下午上班的时间了。
“吴永成，奥，你就是原来渠月莲同志的秘书？恩，不错，好后生，你的事情我听说了。你给省委机关的年轻人带了个好头。就应该这样，年轻人还是在基层最有出息。咦，你不是当年在五一大楼、替一位买电视的农民垫钱的那个小伙子吗？咱们是老熟人了嘛。你在办公厅工作了几年，我也一直没有遇到你啊！没想到现在你、我都离开省委了，反倒又见面了，年轻人，咱们有缘分哪！奥，你好，你就是永明县的县委书记，姓罗吧？来，大家都坐。吴起镇是在你们永明县吧？那里的群众现在生活水平怎么样？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
“罗主任，我现在就是在吴起镇担任党委书记，那里群众的生活水平还很差。”吴永成不等李书记开口，也不看他的眼色，就抢着说话了。这会儿可不是胡夸假报的时候，他是来哭穷的，不是来显摆的。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难道那里的群众生活水平还和以前差不多？不应该吧？”
第三卷 崛起 第六十一章 请大神，祭长风（下）
一个是路，一个是水。这两个客观的自然因素，极起镇的向前发展。”吴永成只点到了这两个主要问题，而对于镇、村干部的思想状况，却绝口不提。他们的县委书记就坐在旁边，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打人家的脸吗？！更何况他是来要钱的，又不是要告状的。
“奥，你具体说一说。”罗书记挥手示意秘书给他们倒水，摆出一副长谈的样子。
“我先给您汇报吴起镇道路困难的情况。”吴永成端起水喝了一口，镇定了一下：“我们吴起镇有一个高家梁村，人口近千人，是全镇最边远、平均海拔最高、幅员面积最大、特产最丰富，人口综合素质也最差、交通最落后的一个村。从这个村，到吴起镇来赶集，最近的人家单边行程要四、五个小时，最远的要六、七个小时。
当地的群众有一首顺口溜是这么说的：‘我村古名高家梁，遍地银花满山羊，伸手能摸玉帝手，动脚常在月亮旁，春季肥料背上走，夏日采摘银花忙，四季背架不离背，何时才能车上梁。’这首顺口溜也是对高家梁村的真实写照。
就是因为交通太差，那里的老百姓们都活的很难、很累。
高家梁村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银花、山药蛋、食用菌、药材、干鲜水果。可由于交通不便，从山上背五十公斤东西到镇上，需要付十元左右的工钱。从镇上背五十公斤东西到高家梁村，大约需要二十元钱。这个村地一户群众去年家中有银花干品达两千多斤，也没有能变成现金，只能看着它堆在家里。不少人家富裕下来的粮食。由于出售该产品的运费，与市场上的卖出价格相当，所以也很少有人到镇上卖，只能做猪饲料喂猪。”
罗书记听着有些动容了：“还有这么艰难地环境哪？那里的老百姓怎么这么苦啊？！”
“罗主任，还有更苦的哪！”吴永成这几天在吴起镇可没有耽误一点时间，可以说把每一分钟都用在调查了解情况上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他为了进一步打动罗主任，不顾一旁的李书记给他使眼色，继续扳着手指头说：“还是在这个村。群众卖猪之难，令人难以想象。出售生猪时，一头猪至少要四个人才能抬下山，工钱和生活费大约要花去四十元左右。运气不好，猪在半途死亡，往往只能是白费功夫，一年的心血也就白瞎了。近两年内，群众出售生猪，已在路上死了二十三头，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即使把猪活着抬下山。扣去运费等开支，也没有多少利润了。村民刘书贵卖猪时，在家过秤二百五十多斤。能卖近二百元。刘书贵找了的个精壮的小伙子抬往吴起镇，途中不小心摔了一跤，猪当场摔死，刘书贵腰部也受了伤，用去医药费三百多元，至今不能干重活。
村里的农民想赶集。怕赶集。用他们的话说叫：‘走时鸡方叫。回来月亮照，何时才通路。慢等王母瑶’。起早摸黑不说，稍有耽搁，就要两天时间。他们更怕买东西。因为回家要爬山路，背东西很艰难，群众戏称：‘上抵鼻子，下抵沟子（臀部）’。。。。。。”
“那个、小吴，你不用说了，你别说了。”罗主任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自己地感情了。他哽咽着说：“刚解放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经告诫我们：‘下了山，不能忘了山；进了城，不能忘了乡。忘了，就是忘本。’七十年代，周总理回到延安，他走进老乡家中，和老乡一起喝稀饭、吃窝头，他一边啃着坚硬的窝头，一边伤心地流泪。他对地方领导说：‘解放这么多年了，人民还这么穷、这么苦，我这个总理不称职啊’。让老区的人民还在吃这种苦。我、我、我。。。。。。老区人民为革命事业的胜利，为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我有愧于人民，有愧于死去的烈士们呀！！“
“罗书记，是我们下面的干部没有把工作做好，辜负了党和人民地厚望。我们首先应该做检讨。”李书记见老领导一个劲地自责，赶忙先做自我检查。心里不住埋怨吴永成：年轻后生，说话也没有个分寸，有你这样汇报工作的吗？！
“罗主任，老区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是付出了巨大地牺牲，但也培养了勇于革命、不怕牺牲、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老区精神’。这也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后来者，沿着老一辈革命者开创的事业，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的道路前进！”吴永成话题一转，“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吴起镇人民群众行路难的问题，也为吴起镇人民�